首先,我们先来明确一下中西方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差异 　　(一)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,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,西方强调征服自然 　　中国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.以《周易大传》为代表的“天人协调说”在中国历史中占主导地位.“天人合一不仅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学说,而且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、人的最高觉悟的学说”.人在适应自然的同时,也要对自然加以改造,努力做到既调整自然,使其符合人类的需要,同时又不破坏自然,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. 　　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和战胜自然.人与自然的对立是“自我”与“非我”的对立.当人们的生存只有靠征服自然来获得的时候,这种征服自然的观念便深人人心.也正是凭借这种向自然界积极进取的精神,欧洲才能突破中世纪的黑暗,迎来启蒙运动和现代科学的曙光. 　　(二)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,中国文化强调家庭本位,而西方文化则注重个人本位 　　中国文化以家庭为本位,注重个人的职责和义务.个人的命运与家庭的命运紧密相连.同时,家庭的内部秩序又投射在家庭与国家、社会的关系上.中国以家庭为核心建立起的社会网络,一方面促进社会成员间的团结精神,并保证社会保持稳定的垂直性秩序,但也抑制了个性作用的发挥,并造成家族势力、裙带关系等社会弊端. 　　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,注重个人的权利和自由.西方私有制深人到家庭内部,“西方人习惯于依靠一己力量去独立奋斗,求生存,谋发展,因此,西方的家庭相对来说比中国民主、平等得多”.但是,个人本位也容易产生个人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的淡漠,从而使家庭关系沦为冰冷的利益交易,这是西方家庭的缺陷所在.. 　　(三)在价值取向上,中国文化重义重情,西方文化重利重法 　　儒家视“仁”和“义”为伦理道德的根本.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,集中反映了古人的价值取向.当然,中国文化也并不否认求利,但义在利先,而且一旦两者发生冲突,则必须“舍身取义”.这种价值取向造成的一个不利影响是,使中国形成了一种凡事道德挂帅,而忽略法律精神的传统思想. 　　在保障私有制和个人权利的西方社会,人人为我难免会发生个人利益的冲突,因此需要有一种公正、持中的权威来保障个人的利益并保持“游戏”的秩序,法律在西方正是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.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习惯通过法律“诉诸公堂”进行解决,而不是像中国那样通过协商解决或干脆“私了”.这也是法制观念之所以在西方深人人心的一个原因. 　　二、中国文化的历史继承和现实发展 　　在对中西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之后,再回到现实中来,历史已经证明,简单的去此存彼是行不通的.中国文化的溶缩性很大,它的内核非常坚硬,它可以把各种外来的压力转化为它自己的内在动力.所以我们既应该引进西方的文化价值,同时又要自觉地批判和扬弃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,防止全盘西化,弘扬传统的文化源头活水.也就是说,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创新与发展:在保留中国文化合理内核和历史优良传统的基础上,要吸收、消化一切文明的成果(包括西方文化的精华).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,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开放性和包容性. 　　第一,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,既要汲取传统文化中强调天人合一、推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,也应吸纳西方文化中探索自然规律、对自然界进行合理利用、为人类造福的科学精神,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.中国文化注重天人合一,但并不否认人对自然的加以改造、控制、调节的必要,强调人既应改造自然亦应适应自然,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不是统治自然,而是要把自然改造得更符合人类的需要,同时,必须让自然界的万物朝着好的未来正常发展.总之,就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. 　　第二,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,既要保留传统文化中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感、尊老爱幼、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,也应为个人的发展积极创造条件,发挥个人的能动性,构建起新时期更加合理、健康、和谐的社会关系. 　　第三,在价值取向上,既要吸收传统文化中重义的道德激励机制,更要强调遵纪守法,依法治国,创造一个既有严谨法制,又充满人情味的社会秩序. 　　总之,我们应该通过不同文化的传统的交往和对话,在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,这是一个由“不同”到某种意义上“同一”的过程.这种“同”既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,也不是一方“同化”另一方,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会点,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,这正是“和”的作用. 　　当然,文化的内涵相当广泛,中西文化可以互相借鉴并为我所用之处很多,这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文化比较研究中进行深人认识和发掘.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即只有我们树立起开放、宽容、进取的新型文化观念,扎根于民族的土壤,面向世界,并顺应时代的潮流,我们才能为中华文化赢得一个美好的未来.